【劉開軍】衣缽相授：劉咸炘與門生查包養價格們的學術養成
衣缽相授：劉咸炘與門生們的學術養成
作者：劉開軍
來源：《史學史研討》2022年第3期
摘要：考核師門生之間的學術賡續，是研討一派學人教學、學術和事功的題中應有之意。劉咸炘為門生們規劃選題，批點習作，唆使治學法門，門生也從師說中吸取論學旨趣。劉咸炘與門生間的授受源流清楚可辨，為認識一百年前尚友書塾內舊式師門生間的日常學術傳承供給了鮮活的資料。羅體基、熊光周、李澤仁、王樹梁諸門生得劉咸炘之衣缽，以“風”“勢”論史，上至政風、士風，下至平易近風、土風皆有發微，足見劉咸炘的“察勢觀風”已經融進門生們的學思之中，在其學術養成中居于焦點地位。劉咸炘門生眾多，且不乏才俊之士，后來卻年夜多消散于現代學術史敘事中。究其緣由，一是劉咸炘的忽然病故中斷了“推十學”發展之“勢”，扭轉了門生們的學術命運。二是劉氏門生的學術訓練存在體制缺點，門生們罕能進進現代高級學府或科研機構從事專門研討任務，這也直接影響了門生的學術生活。現代學術史敘述者尚需留意于斯人與文雅。
作者簡介：劉開軍，四川師范年夜學歷史文明與游玩學院傳授，研討標的目的為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主要現象是，師門生之間往往傳承有序，研討路數井然，有的由此構成一個有影響力的學術門戶。是以，考核師門生之間的學術賡續，是研討一派學人教學、學術和事功的題中應有之意。劉咸炘(1897—1932)字鑒泉，四川雙流人，長期執教于家族創辦的尚友書塾1，門生遍布川內。今朝，學術界對劉咸炘的研討逐漸升溫，但對他與門生間的學術授受及門生們學術研討狀況的探討則較為單薄【2】。若要深究這一問題，則須依據劉咸炘創辦于1925年的《尚友書塾季報》。《尚友書塾季報》重要“發表一堂師弟研討之所得”【3】，至1932年復刊，共出書8期，然存世未幾，長期以來也不曾惹起學術界留意。從內容上看，《尚友書塾季報》除登載劉咸炘的40多篇(首)文章和大批別人詩文外，主體是劉氏門生的研討結果，故可藉此探討劉咸炘與門生們的學術養成。
一、師門生間的學術授受
雙流劉氏有家族講學、辦學的傳統。劉氏自明末由湖北進川，自第三代劉坤開始傳授生徒，至清朝嘉道年間包養網，進川后第七代劉沅(劉咸炘祖父)于槐軒聚徒講學，已具有相當規模。劉咸炘的父親劉梖文也曾創辦十二學堂。尚友書塾的前身是1915年創辦于成都會純化街延慶寺內的明善書塾，1918年改名尚友書塾，塾長是劉咸炘堂兄劉咸焌。1916年后，劉咸炘進進書塾任塾師，具體掌管書塾的日常教學與研討，直至1932年病逝。尚友書塾是1949年以前成都最著名氣的私塾，在處所文明界和教導界具有較年夜影響力，獲得蒙文通、向楚、彭舉等人的高度贊譽。【4】按照學業深淺，尚友書塾內分為幼學、少學和研討班三個層次。此中，幼學為初級階段，著重訓練句讀、讀書和作文之基礎。少學則以“經、史為本，子、集次之”，“以編、鈔、考、論為正課”，具有學術研討的性質，且治理嚴格，“晨宜省檢，午作正課，晚專句讀，夜則作文”【5】。研討生則自少學生中“試考論文一篇”，擇優選拔。研討誕辰常功課雖與少學雷同，“但所任研討題目較年夜，范圍較廣”【6】，三年為期，有培養國學專門人才之意。書塾門生每周集會一次，商討問難。門生日札和習作隨時呈給劉咸炘修改，經篩選后，選登于《尚友書塾季報》。
老師在門生習作上的批抹涂改，頗能反應師門生間的學術授受。現存一份楊致遠《漢末刺史州牧表》手稿，上有劉咸炘多處親筆批語。篇首總評曰：“考察已到七八分，綜論亦已周贍，是史部佳作。考證與辯誤可合為一，附記三國邊境有漏，宜于表末加一縱格注之，序論文亦另有當刪潤處。”短短五六十字，既贊賞門生的考訂與論述，謂之“史部佳作”，又指出應修潤之處，包含體例、內容、文辭三個方面，可謂精到。劉咸炘在《漢末刺史州牧表》上所作眉批筆墨燦然，多唆使作文法門，若“此包養處敘此，當簡括一二語”【7】如此。《尚友書塾季報》中還保存了劉咸炘在楊致遠《昨非齋日記》中的批語，可與《漢末刺史州牧表》包養網排名手稿上的批注參互觀驗。《昨非齋日記》是楊致遠閱讀《后漢書》和《三國志》的札記。劉咸炘隨文批注，或稱贊“校勘甚密，可喜”；或提示門生留意史事間的聯系，如楊致遠指出“此漢末之堡壁見于史者，后世多有之。此即后世鄉間年夜姓練團自衛之權輿也”，劉咸炘評曰“西晉末便多，三國時強宗有軍力者已不少”；或指出文中瑕疵：“此語亦有漏”；“尚當考”。當楊致遠從梳理東漢末年史事中發現問題，計劃寫一篇《漢季士庶南徙考》時，劉咸炘贊賞不已，稱“此題有味”【8】，足見他對門生專心之深。賴子疇也提到劉咸炘對其習作的批點。1926年，包養賴子疇選定“三代族治”為研討課題，至1931年已“積稿盈寸”，被劉咸炘譽為“志道已堅，而讀書亦包養有得”【9】。不幸的是，翌年劉咸炘病卒。歲月逾邁，人事代謝。賴子疇直至暮年才完成《三代族治考》，“以報師恩”。2000年，九十五歲高齡的賴子疇憶起老師七十多年前的教誨，寫道：“吾師往日又曾唆使此題云：‘三代是以族治為政治’”，又有批注“須廣采經及傳記，六經言家字者皆進”【10】。可見，批注門生習作乃是劉咸炘訓練門生學術才能的一個主要方法，也是尚友書塾內師門生間學術授受的日常形態。
除了隨手批點作文，劉咸炘還重視為學生規劃學術選題。熊光周之所以作辛棄疾年譜，便是受劉咸炘指點。1925年春，劉咸炘讀到王伯祥的《辛棄疾的生平》一文【11】，頗多遺憾，于是命熊光周為辛棄疾撰寫年譜。對此，劉咸炘在為熊光包養周《辛稼軒年譜》所作序中有過說明：“吾于長短句，酷愛稼軒，謂如詩之杜陵，非率意比包養網擬也。……杜、辛二家于詩詞源流變遷為主要關鍵，正以此故，故他家詩詞可無年譜，而二家必不成無”；“吾黨熊生亦好稼軒詞，因囑為之”。他稱贊熊光周“凡軼事足以見其人者皆錄進。于《朝野雜記》得其卒月，于本傳南歸年十三逆推得其生年，竟然首尾完具”【12】。劉咸炘又撰《稼軒詞說》，附于熊光周所撰年譜之后，這無疑是對門生的無力提攜。熊光周清楚老師心意，于《稼軒詞說》后補白：“吾師既豐年譜之命，復自撰《詞說》一篇，綜貫發明，論世知言，與年譜實相表里”【13】。經此一事，熊光周在學術上獲得了很好的訓練。后來，熊光周在《尚友書塾季報》上陸續發表《〈洛陽伽藍記〉分注說》《叔孫通制禮考》等文，顯示出優秀的學術資質。
對熊光周的指導并非個例。趙廷選撰《氣質發凡》的問題意識與研討思緒亦得益于劉咸炘：“吾師劉鑒泉師長教師曰：‘講心思學宜重氣質，氣質直接安排行為者也。自情操以上，西人剖析之已詳，自情操以下，則西人所略，而吾前賢書中特詳言之。……氣質千差萬別，本不克不及盡列也，然綜其綱要則不成無凡。此種原則，以五以四皆不如以兩之為安。古書言氣質散見者頗多，可輯而編之，雖不克不及無缺，固學者之所需也。’因謂廷選曰：‘汝曷為之?’廷選念茲事體年夜，群籍浩瀚，未易遍搜，且先求之群經而表列之。”【14】“汝曷為之”四字便是指點門生選題，“古書言氣質散見者頗多，可輯而編之”則昭示研討方式，而劉咸炘關于中西學人氣質分類知識體系的評述，則為這項任務供給了理論支撐。剩下的任務，即是遍覽群籍，分類論述了。劉咸炘就是這樣引領趙廷選走上治學途徑的。劉咸炘對李澤仁【15】的教導，也是專心良苦。1930年，劉咸炘與李澤仁的贈別詩云：“李生將別乞詩句，為道寰區共一天。惡俗幾人聞鮑臭，良材多被作牲牷。我如山樹難移植，汝始飛騰似紙鳶。莫嘆滾滾東逝水，起為云氣復西還。”【16】詩中流露出對李澤仁的重視。李澤仁曾請劉咸炘推薦文學史教材。但劉咸炘對當時出書的多種文學史均不滿意，“乃發意草一綱要。目錄略標應留心之處，并注采取之書，俾李生據編之。是目詳略皆可用，李生且成其略者，詳則不克不及無待矣。”【17】李澤仁包養平台推薦本來只是請教應用何種文學史為宜，劉咸炘卻包養專門為李澤仁擬定了一部文學史提綱，并將需求留意的處所特地標出，提醒作法，鼓勵李澤仁據此撰寫一部中國文學簡史。這即是劉咸炘傳授門生的高超之處——因應門生之所需，示以法門，導引其治學路徑。
假如說下面是從劉咸炘傳授的角度梳理他對門生學術影響的話，那么門生們主動模擬劉咸炘的論著，或徵引劉咸炘的論說作為撰述指南，則表現出門生對師說的積極接收。張勖初的《子思子說詩》在寫作技能與體例上，均“本吾師《言學三舉》之例，鈔而類之，以明古之詩學”【18】。劉永堯撰《左氏引古史語考》，援用劉咸炘《舊書別錄》中關于《國語》的說法，也吸納了劉咸炘《增廣賢文敘》中包養的思惟：“后世史官無垂言之則，朝廷無乞言之禮。道家之學無明倡者，而村書格言仍然此義。吾師之敘《增廣賢文》，嘗論之矣”【19】。李澤仁則將劉咸炘《文學述林包養》中“吾于文學，所見日進，至于近年，乃專宗陸士衡……求八代之能兼子質者，嵇、阮則嫌輕，《宏明集》則嫌質。直(當作‘真’，引者)彬彬者，獨有士衡。士衡子書未成，論文僅存五等，又因辨論封建，彌覺其有金湯之固”【20】一段話，以《塾師劉鑒泉夫子說》為名，抄錄于自撰《陸士衡史》篇首，并特地說明“這即是我所以做此文的動機。”【21】
綜上，劉咸炘為門生們供給選題，批點習作，唆使法門，門生也從師說中吸取論學滋養，學術才能由此獲得進步。劉咸炘與門生間的授受源流清楚可辨，為包養網認識一百年前尚友書塾內舊式師門生間的日常學術傳承供給了鮮活的資料。在上述無形的授受中，無形的學術理念也隨之內化為這一學術群體的精力標識。
二、“察勢觀風”與門生學思
如所周知，劉咸炘史學上的一個主要建樹，是提出“察勢觀風”，認為：“觀史跡之風勢，是為史識”，主張“讀史察變觀風，綜求其事之關系”【22】。驗諸《尚友書塾季報》上所載之文，門生們的確能承其衣缽，以“風”“勢”論史，上至政風、士風，下至平易近風、土風皆有發微。
羅體基研討《詩經》，作《〈詩經〉事義分類》的出發點是“《詩》之所以能成教者，何也?上以驗政事之得掉，下以察平易近風之淳薄。孔子刪之，因事以取義，因義以垂教。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有興觀群怨之事，而后發為詠歌纏綿之詞。……今取三百篇所載事義類分之，以為縱考當時風俗之資。”【23】羅體基關注的乃是《詩經》所能考見的平易近風與教化。王樹梁以“察勢觀風”之手眼，作成《兩漢土風考》。談及選題的考量，王樹梁寫道：“讀一代之書，非獨欲知其政與人，尤欲知其風。風有時地之殊，而時多基于地。人固地之所生也，故考土風為讀史之要。土風雖因時風而改易，然終不克不及盡革。……土風非限于一地，茍其人而顯用，則或為時風”【24】。這番話講讀史之法，辨土風與時風之關系，思惟指向也與劉咸炘相通。王慶淵的《漢代黃老學者綜論》是一篇討論兩漢時期黃老之風興替的文章。該文認為：“漢承秦急之后，安平易近尚緩。孝文以寬柔倡之，言傳身教，其風遂以廣漸。孝景以猜疑繼之，變為恭謹。武帝崇文儒，其風衰矣。至光武以柔道治全國，而其學復熾，與儒并而相混，亦時勢使然也。”【25】王慶淵還撰寫了《漢孝弟力田考》，聚焦的亦是兩漢之風勢：“井田廢而貨殖興，浮游多而孝弟亡。漢之置孝弟力田，蓋知反其本矣。”盡管在執行中，孝弟力田并不盡如人意，“昭宣以后，不聞增備，光武中興，亦因故事，賞賜之詔雖多，鉛刀之用莫睹。可慨也已!然兩漢之平易近皆務力農包養，行多謹愿，實慕孝弟，置勢使然。效非僅此。讀史論世，又烏可以其效而忽其制哉!”【26】這兩篇文章，前者討論黃老風氣的興起及其與儒家的雜糅，后者辨析孝弟力田之風的復歸與衰歇，相互參閱，對于本日研討漢代學術與社會仍有參考價值。
李澤仁的《陸士衡史》上篇梳理陸機世系和年譜，下篇考訂陸機著作情況，評論其文學，乍看上往只是陸機的個人史。但此文之巧，在于將陸機置于先秦以降的學術傳統中，體察陸機所能關涉的魏晉之風。李澤仁剖析清談的興起及其影響說：“從東漢之末，閹豎執衡，一些著名之士，激而年夜標節概，星流電擊，風起云從，故舊門生，遍皆黨籍”，朝政日衰，至于不成整理的田地。最終曹操挾皇帝以令諸侯，一面拉攏應用士人，另一面則用鐵血手腕震懾之，算是“處士橫議之后，而力矯以申商，是立有奇效的。包養網 花園”無奈此法到曹丕時代，“已生變態。國統不昭，司馬氏師其故技，而高潔之士既惡其行，又畏其禍，便都好為曠遼，托諸老莊。”后來之人“競相慕效，變本加厲，莫可易移。八王亂之于前，五胡乘之于后，國事如此，不亡何待。”陸機分歧凡響在于，“陸遜、陸抗都是功業昭著，不尚浮華，而江東又未有清談之風。陸士衡生于斯，長于斯，聚國族于斯，又習濡其鄉先輩虞翻、韋昭、華覈、薛綜諸人的經術文詞，氣質性情早已很是堅固”。不止于此，李澤仁還討論了陸機的子家本領，引申而論：“諸子之有縱橫，縱橫之變詞賦，是天然的趨勢”。“荀卿、劉向、曹植、陸機之文學是一貫之傳，不過其關極年夜，其兆甚微”。這一段論述雖沒有出現“察勢觀風”字眼，但談論的恰是漢末至曹魏時期政風、士風、文風的流變與國勢走向。單憑這一篇文章，就足以證明李澤仁深得劉咸炘“察勢觀風”的心法。這樣說并非穿鑿附會，李澤仁在文中也表白其學思源于劉咸炘：“我并不是創異喜新，卻還是本于吾師鑒泉夫子”【27】。
熊光周亦奉“察勢觀風”為治學圭臬。1925年，19歲的熊光周發表了一篇論“風”專文《中晚唐四風人詩錄論》。熊光周不僅輯錄王建、張籍、聶夷中、于濆四位中晚唐詩人的含“風”之作，並且有一套理論支撐：
古者太師包養網陳詩以觀平易近風。孔子論詩曰：“可以觀”。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年齡》作”。故詩之用與史同。史非不具時風，然多詳于上而略于下。閭里之俗則必求于詩。一縱一橫，固相輔也。后世之為史者，不知史與詩通，僅詳其實而不克不及舉其虛，又局于朝廷而忽于鄉國，于是論風俗者，轉舍史而征詩矣。惟是魏晉以降，詩境日狹，僅視為文人自娛之具，罕留意于平易近事。唐之詩為極盛，其初猶多務詞采，鮮關風俗。洎乎中葉，復古之風倡，作者皆欲陵六朝而復漢魏，重以國家多故，傷時感物之作益盛，體亦復質，足以勉強道達之，可觀之作于時為盛。【28】
這段開篇的話不是普通的導言，而是對先秦至中晚唐時期史與詩在平易近風表現上的梳理與認識，其焦點觀點與劉咸炘所說“后史無綜合之識，且忽虛風，必以子集輔之”【29】吻合。若論功用，則史與詩本可相輔以觀風察勢。但是后世之史多詳上略下，詳實忽虛，重朝廷而輕鄉國，不得藉以見平易近風。詩之進路亦經歷一番波折：從古時陳詩觀風到魏晉隋唐間詩境限于自娛，直至中唐以后，因復古之風和國家多故，詩歌轉而返于質直，始回歸到閭巷風俗的關切上。熊光周有鑒于此，乃輯錄中晚唐時期王建等四人之詩。此文又將四人詩分作“言征婦之怨者”“敘喪亂之象者”“刺藩鎮之驕者”“刺虜俗之奢者”“刺禁軍之暴者”“言官威之盛者”“言農平易近之苦者”“言女紅之苦者”“言羈旅之苦者”諸目，年夜體對應時風、土風、平易近風。“自三百篇以來，道平易近風嗇事之作，幾成絕響，斯所以難得而可貴也”【30】。通觀全篇，熊光周所運用的恰是劉咸炘的“察勢觀風”理論。此外，山永壽的《秦末群雄論》、李澤仁的《兩漢三公材品表論》、李克奇的《西漢郡國守相論》、羅體基的《樂府事義分類》《元雜劇諺語鈔》、李士成的《戰國三士論》、李榮煊的《漢中興資藉論》、劉開柳的《續過秦論》等，也都是察勢觀風的佳作。
長篇可以察勢，短札亦可觀風。劉咸炘在教學中常告誡門生，前輩學人年夜都積數十年札記之功方有成績，札記之要在表達心得。“心得者，新得也，故必戒陳言。”“心得”不是強求初學者言後人所不曾言，“乃指初悟此理，昔不知而今知；昔之知不真，而包養網今乃真也。果為初悟，雖陳亦新，若舊所已知，隨人之說，眾所共曉，未有灼見，則雖奇詭不常，亦陳言罷了”【31】。這一思惟在《尚友書塾季報》日札欄目中也有體現。該欄目專門登載門生札記，頗能以小見年夜，有見微知著之妙。
周祖銘的《〈史記·曹世家〉札記》旨在闡明“年齡所以成戰國之勢”【32】。他閱讀《漢書·貨殖傳》后撰成百余字短札，屢屢言及“貨殖之風”，認為“班氏列此傳者，所以明漢代貨殖之風”，不止是為卓王孫等人立傳。至于班固為何將戰國時期的計然等人也寫進《貨殖傳》，乃是因為“貨殖之風既啟于戰國，班氏列此，寧可不溯其源，以明其風之流變乎!”【33】李士成讀《陳涉世家》，眼中所見也不限于陳涉其人，包養而是歷史演進之“勢”：“古今之年夜變，由陳涉傾秦始；匹夫突起為王者，自涉始；人君之局變，自涉始；封建變為郡縣，雖自秦始，而涉實成之也。”【34】這條札記與劉咸炘所言“秦改郡縣，陳、項起匹夫，漢高徙豪杰，而三代之風乃全亡。此為一年夜變遷，太史遷所謂古今之變，即指此也”【35】一脈相承。鐘慶坻讀《漢書·張釋之傳》，著意提醒土風對人的影響：“堵陽本韓地，其人高官吏、好文法”，張釋之生長于此地，確有“高官吏之意”，而當“釋之包養為廷尉，執法頗當也。可見土風之動人有如是也”【36】。鐘世恩在《后漢書·申屠剛傳》“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納”【37】下寫道：“非第著剛之剛直，正所以見當時之政不專于年夜臣。蓋西漢末權在年夜臣，是以王莽得窺竊神器。光武受祚，懲莽之禍包養網，故分年夜臣之權，自加嚴察，以防其患，故觀此足以知光武政之所以異于前之由也。”【38】鐘世恩從東漢諫臣申屠剛的言行中觀察到的，是東漢初年迥異于西漢末年的政風以及光武君臣間的權力離合之勢。還有一些札記，雖然文辭上沒有出現“風”“勢”，但其貫注的學術精力與問題意識仍屬“察勢觀風”之范疇。如王慶楨讀《漢書》，指出“漢室一代，始苦異姓之強，中罹同姓之禍，終逢外戚之兇，實皆郡縣既立，封建不克不及復古，權歸一專，鉅細不稱。強則末年夜難失落，弱則本根零替。觀《楚元王劉向傳》載封事數篇，其義可見矣。綜論數傳，漢之政治歷歷如睹，旁見側出，語無相外，圓神獨斷之義亦可略見矣。”【39】這篇札記流露著深入、通達的歷史認識，也得益于“察勢觀風”的思維訓練。
毫無疑問，上述札記中的風勢論，皆源于劉咸炘的學術理念。但是，門生們并非簡單復制師說，而是融進了本身的思慮。在這個問題上，可將王樹梁與劉咸炘的相關言論對照，以為證明。王樹梁說：“觀史貴于先得要領，不得要領而徒記事實，反不如閱小說邸報之多趣也。……風俗、政事、人才本相互牽連，而三者尤以學術為轉移。是知學術者，史書之綱也。舉學術以推其政事、風俗、人才，所謂綱舉而目張也。由是而知，一人之始末非一人之始末，乃一時風尚之見端也；一事之始末非一事之始末，乃一世始末之見端也。故史者乃記一代政事、人事、風俗之變化，而非年代之記簿、個人之行事也。”【40】王樹梁的這番認識自有淵源。1922年6月12晝夜，劉咸炘“塾中看月，與諸生談”的內容，就包含“所貴乎史者，為明著其政事、風俗、人才之變遷起落也”和“作史者不知此，則紀傳書只是一碑傳集，非史矣。讀史者不知此，則史論只是一月旦評，非史論矣”【41】。但在辨析一代風俗、政事與人才起落之際，王樹梁更重視學術原因，以學術為“史書之綱”，且“學術之流，久而必變，更有反激。包養”【42】
1928年夏，劉咸炘表達“風勢之端緒”【43】的《治史緒論》由尚友書塾印行。書末列包養出承擔校刊的11位門生，順次為：仁壽劉焜明、仁壽王慶楨、雙流李克奇、雙流羅體基、華陽李澤仁、簡陽熊光周、三臺張勖初、羅江楊致遠、劍閣賴天錫、華陽廖士正和成都鄧自仁。諸門生重視對劉咸炘“察勢觀風”思惟的琢磨、領悟與踐行，考核歷代土風、士風、時風、政風，深究各時期政治轉變的年夜關鍵與年夜轉捩，深化了對歷史上風勢之“變”的研討。可以認為，“察勢觀風”已成為劉氏門生配合遵守的治學要義，在其學術養成中居于焦點地位。
三、風勢之變與學術沉浮
歷史研討總在保留、強化某些歷史記憶，也與之相應地刪節、淡化別的一些人與事。誠然，人們無論若何都無法在歷史敘述中窮盡所有的的過往。但是，一代終究有一代之學術，更何況史家的選擇自己也具有歷史的語境。分歧時期的研討者總會在殘存、含混的記憶里尋找那些還在發著光的歷史碎片，因為它們也曾與那些被濃墨書寫的歷史存在于統一個時空之中。假如有需要，無妨從頭屬辭比事，將之放在一個合適的歷史地位上。劉咸炘及其門生在學術史上的沉浮或亦可作如是觀。
如前所述，劉咸炘門生眾多，且不乏才俊之士，為什么他們后來年夜多消散于現代學術史敘事中?這里嘗試運用“察勢觀風”理論，從劉氏門生所處時代的“風”“勢”進手，探討其背后的緣由。
第一，劉咸炘的忽然病故中斷了“推十學”發展之“勢”，也吹散了以劉咸炘為中間的地區性學“風”。1932年8月，劉咸炘遽歸道山時，門生們年夜多年紀尚輕，正處在學術上升期，雖已有一些結果，卻還難以獨當一面，底本傑出的學術發展態勢就此戛但是止。
劉咸炘生前以一間私塾、一份刊物、一套教導思惟和一個廣博的學術體系，為門生們的學術養成供給了傑出條件。“學生中凡有成績的，不論鉅細，他都要加以獎勵。資質劣等的，他更是盡心誘掖，耐煩攙扶，盼望獲得長進。在尚友書塾讀書的學生，凡家道貧冷，有志于學者，都免繳學費，并供給伙食，不使廢學。……每當月白風清的夜晚，購買干果酒脯在塾中和學生一邊看月，一邊討論學問，高低古今，暢談暢飲，直到深夜。”【44】1932年頭，劉咸炘還特地挑選有學術潛力的門生進進尚友書塾新設的研討班，包含楊致遠、羅體基、李克奇、鄧自仁、夏昌霖、袁孝、霸道詵、程維澍、劉聞、陳華鑫【45】等人。諸生均有本身的研討題目。“研討生每人每年發給銀元七十元至一百元。……研討生每周集會講論一次，依所研討科類，分別由學生輪流掌管。集會時當眾陳說近日學習心得、疑義，相互交談、商討、勸勉。研討生班成立后，書塾治學風氣更盛，有春水行船，安閒中流之概。”【46】可見，劉咸炘對門生的生涯和學術都有特別設定。清楚這些，也就包養平台推薦不難懂得為安在劉咸炘病逝后，研討班眾門生敬撰挽聯云：“居心養性立命，寧云道不假年，易簀太蒼皇，莫漫疑好學沉思，云霧至今封圣域；頌詩讀書知人，贏得文堪傳世，絕塵嘆趨步，祗自慚造詣高深，星霜改日哭名山”【47】。時也，勢也，命也。劉咸炘和他的自得門生徐國光、楊致遠、李澤仁均英年早逝，其余門生亦隨之風流云散。眾門生掉往學術領袖，喪掉學術陣地。尚友書塾也不成逆轉地進進式微期。“只能從文字上進行教學，缺少在學術研討上對學生進行指導”，不少學生離開書塾。1938年，因日機空襲，尚友書塾一度停辦，直到1946年2月才恢復，但教學程度較之以往“年夜有下降”【48】，勉強維持至1949年景都束縛前夜而終結。
第二，劉氏門生的學術訓練存在體制缺點，與平易近國時期史學學院化之風相背，門生們罕能進進現代高級學府或科研機構從事專門研討任務，這也直接影響了門生的學術生活。
尚友書塾雖是一家有傳統、有水準的私塾，但畢竟與現代年夜學或研討院體制分歧。清末以來，“標志著學術世代瓜代時代的來臨”【49】的舊式學堂至平易近國時期已成為主流之風。尚友書塾的門生接收學術訓練和品德教化，雖積年累月沉淀豐厚學識，卻無法獲包養網得時人認可的學歷光環，學術才華難以發揮。眾門生離開尚友書塾后，陳華鑫在尊經國學專科學校講學；程維澍執教于復性書院；賴子疇在劍閣縣師范學包養網校任教。從學術環境來看，陳、程、賴三位門生的前途尚差強人意。李澤仁、夏昌霖、張泰賢則在成都樹德中學、華陽縣立中學、成都縣立男子中學任務。還有一些門生創立書塾，如李克齊的雙流學古書塾，龔暉的新津復古書塾，宋光晟的南充豫順書塾，張勖初的三臺濟川書塾等，走的是傳統教學的門路【50】。這對他們融進平易近國史學潮水、進進學術圈層來說，都是晦氣的。
此外，尚友書塾“講世所不尚之學”【51】。劉咸炘及其門生基礎延續中國傳統學術精力，讀經史，習倫常，重教化，與平易近國時期幾股主要的史學潮水缺少交集，處于非主流史學的地位上。這也是劉咸炘與門生逐漸淡出學者視野的緣由。
四、結語
1949年后，政治變換，學術轉移。白壽彝師長教師較早關注到劉咸炘的學問。1961年12月，在白壽彝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史學史資料》(《史學史研討》的前身)第4號上發表了簽名凌簡的文章《劉咸炘的〈史學述林〉和宋慈抱的〈續史通〉》。翌年3月，《中國史學史資料》第5號《近人〈史記〉評論選輯》中，順次收錄了梁啟超、章太炎、劉咸炘、顧頡剛和宋慈抱五人關于《史記》的研討結果。1964年3月，《中國史學史資料》第7號收錄劉咸炘的《〈年齡〉〈國語〉論》；同年6月，《中國史學史資料》第8號《〈三國志〉評論選輯》和《〈后漢書〉評論選輯》中，分別摘錄了劉咸炘的《三國志知意·總論》和《后漢書知意·論識旨》。這些基礎上還屬于介紹與史料彙集的層面，不過在當時亦是難能可貴的學術發現，惋惜的是史學界的相關研討并未跟進。劉咸炘在沉靜了半個世紀后，隨著現代中國史學外鄉意識的覺醒，因應著傳統文明的強勢回歸，比來一二十年始漸放光榮，而他的門生們至今仍隱沒在歷史的光影里。《尚友書塾季報》中所載門生們的170多篇論文、札記以及散落世間的未刊作文手稿等，尚待人們彙集與研討。現代學術史敘述者也需留意于斯人與文雅。
注釋
1尚友書塾之名，是受孟子的啟發。孟子對萬章說過一段名言：“一鄉之慈善家斯友一鄉之慈善家，一國之慈善家斯友一國之慈善家，全國之慈善家斯友全國之慈善家。以友全國之慈善家為未足包養，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卷十《萬章下》，楊伯峻譯注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1-232頁)
2近年來，劉咸炘研討遭到學術界重視，專著方面，先后有周鼎的《劉咸炘學術思惟研討》(巴蜀書社2008年版)、溫浚源的《劉鑒泉師長教師學行年表》(巴蜀書社2013年版)、楊志遠的《察勢觀風：劉咸炘史學思惟析論》(麗文文明事業股份無限公司2016年)和歐陽禎人的《劉咸炘思惟探微》(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專文方面，2010年至今已發表相關論文百余篇，觸及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包養網宗教等領域。然與本文探討主題關聯度較高的研討，僅見劉伯穀、劉器仲的《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巴蜀書社2007年版)和拙文《試探劉咸炘的歷史教導思惟》(《四川師范年夜學學報》2011年第4期)。
3《尚友書塾季報略例》，《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4據劉伯穀師長教師于2012年7月20日在雙流檔案館的口述，同時參考劉伯穀、劉器仲的《成都尚友書塾史述》一文(《蜀學》第2輯，巴蜀書社2007年版)。劉伯穀(1930—2022)，名恒蓺，字伯穀，以字行，劉咸炘長子，受教于劉咸炘門生陳華鑫，1949年前，擔任尚友書塾學長，熟習家族歷史掌故僧人友書塾辦學情況。
5劉咸炘：《尚友書塾規約·少學規約》，《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版，第386、387頁。
6劉咸炘：《尚友書塾規約·研討班規程》，《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391頁。
7劉咸炘評語，載楊致遠《漢末刺史州牧表》。這篇手稿共38頁，毛筆寫于尚友書塾專用藍色稿紙上。楊致遠，四川羅江人，系劉咸炘自得門生，精于兩漢史研討，英年早逝。劉咸炘為楊致遠作挽聯云：“研討班第一名，開學才半載；蜀史學絕千歲，貼心有幾人”，飽含哀痛之意與惜才之情。此前一年，劉咸炘寫過 “史學絕千年，蜀人誰繼起”(《推十詩》卷下《井研四李師長教師祠(其一)》，《推十書》戊輯第2冊，第689頁)。一詩一聯之間，似有思慮上的關聯。挽聯由劉咸炘哲嗣劉伯穀老師長教師口述。尚友書塾研討班開辦于1932年頭，據此可知楊致遠約卒于1932年6月間。劉咸炘也于同年8月9日病逝。數月之間，師徒遽逝。《尚友書塾季報》第8期(1932年10月出書)登載劉咸炘遺著《重建宋史述意》和楊致遠遺作《東漢私門風氣考》《昨非齋日記》，是為師生在《尚友書塾季報》上的絕唱。
8以上引文見劉咸炘評語，載楊致遠《昨非齋日記》，《尚友書塾季報》第8期，1932年10月10日。
9劉咸炘：《推十文》卷三《賴丕丞師長教師暨元配王孺人六十壽言》，《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包養行情年版，第579頁。
10賴子疇：《三代族治考·媒介》，自印本，2000年，第2頁。
11此文載文學研討會會刊之一《星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第26-34頁。
12以上引文見劉咸炘《辛稼軒年譜序》，《尚友書塾季報》第3期，1925年9月29日。
13劉咸炘：《稼軒詞說》末附熊光周語，《尚友書塾季報》第3期，1925年9月29日。
14趙廷選：《氣質發凡》，《尚友書塾季報》第4期，1925年12月30日。趙廷選為四川劍閣人，追隨劉咸炘學習四年，“以親老歸”，時常來成都探望劉咸炘。劉咸炘欣賞趙廷選，“常稱之于門人，以為學若是，乃不愧學也。”見《推十文》卷三《賴丕丞師長教師暨元配王孺人六十壽包養平台推薦言》，《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第579頁。
15李澤仁(1904—1938)，字惠生，成都華包養網 花園陽人，曾任尚友書塾甲級塾師，創辦志景書塾(后改名為志景中國文學傳習社)，闡揚師說。
16劉咸炘：《推十詩》卷下《贈李惠生》，《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第683頁。
17劉咸炘：《文學述林》卷四《文學史綱目》，《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1冊，第105頁。
18張勖初：《子思子說詩》，《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19劉永堯：《左氏引古史語考》，《尚友書塾季報》第4期，1925年12月30日。
20劉咸炘：《文學述林》卷四《陸士衡文論》，《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1冊，第93頁。
21李澤仁：《陸士衡史》，《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22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35、245頁。
23羅體基：《〈詩經〉事義分類》，《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24王樹梁：《兩漢土風考》，《尚友書塾季報》第2期，1925年6月30日。
25王慶淵：《漢代黃老學者綜論》，《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26王慶淵：《漢孝弟力田考》，《尚友書塾季報》第7期，1929年6月20日。
27以上引文見李澤仁：《陸士衡史(下篇)》，《尚友書塾季報》第6期，1926年10月30日。
28熊光周：《中晚唐四風人詩錄論》，《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29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47頁。
30熊光周：《中晚唐四風人詩錄論》，《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31劉咸炘：《淺書·教作札記》，《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130、131頁。
32周祖銘：《〈史記·曹世家〉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33周祖銘：《〈漢書·貨殖傳〉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34李士成：《〈史記·陳涉世家〉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4期，1925年12月30日。
35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45頁。
36鐘慶坻：《〈漢書·張釋之傳〉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包養網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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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范曄：《后漢書》卷二十九《申屠剛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17頁。
38鐘世恩：《〈后漢書·申屠剛傳〉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6期，1926年10月30日。
39王慶楨：《〈漢書·魏豹田儋韓王信傳〉至〈楚元王傳〉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2期，1925年6月30日。
40王樹梁：《〈后漢書·董卓傳〉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41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36、237頁。
42王樹梁：《〈后漢書·張王種陳傳〉札記》，《尚友書塾季報》第2期，1925年6月30日。
43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35頁。
44劉伯穀、朱炳先：《劉咸炘師長教師傳略》，《推十書》(增補全本)壬癸合集第3冊，第1171頁。
45這份研討生名單是2021年2月9日筆者采訪劉伯穀師長教師時所得。
46劉伯穀、劉器仲：《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第29頁。
47《雙流劉鑒泉師長教師挽辭》，重慶更換新的資料印刷紙號代印，1935年，第57頁。
48劉伯穀、劉器仲：《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第30頁。
49劉龍心：《學術與軌制：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樹立》，遠流出書事業股份無限公司2002年版，第15頁。
50參見劉伯穀、劉器仲《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第31頁。
51劉咸炘：《推十文》卷三《賴丕丞師長教師暨元配王孺人六十壽言》，《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第578頁。